冯毅浙商资产研究院总经理、浙江工商大学浙商资产管理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博士，高级经济师，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硕导，浙江民革经济委员会委员。出版专著《股权结构与董事会效率关系研究》,译著《灭火—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教训》等。
2025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需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首要任务，凸显了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稳定锚”的战略地位。这一决策不仅是应对短期经济压力的主动选择，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长期考量。如何将内需潜力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浙商资产研究院总经理、浙江工商大学浙商资产管理学院副院长冯毅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应加强政策评估、创新金融工具，并引导社会预期，确保投资与消费的有效协同。最终目标是形成投资拉动供给、消费反哺投资的良性循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短期稳增长与长期调结构的辩证统一
《金融时报》记者：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全方位扩大内需”列为十大任务之首，并提出“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的双轮驱动策略。您如何解读这一战略转型和政策升级？
冯毅：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方位扩大内需”提升至首要任务，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逻辑从“投资驱动”向“需求拉动”的战略转型。这一升级既是对全球经济格局重构的主动应对，更是破解国内经济“高储蓄、低消费”结构性矛盾的关键路径。
这个政策定位的深层逻辑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当前我国最终消费率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消费潜力释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循环效率。通过提振消费、优化投资结构，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链条的堵点。其次，这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目前我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较为复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外需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经济“双循环”要求内循环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2024年数据显示，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所提升，但其稳定性还需进一步巩固。再次，提升内需是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路径。通过“消费普惠+投资精准”，可以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差距。例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已连续三年高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但城乡消费支出的绝对值差距仍需弥合。
总体而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的双轮驱动策略，标志着我国扩内需战略从短期刺激向系统性优化转变，消费端注重“质量升级”与“基础扩容”并重，而投资端强调“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协同。这种两端协同发力的模式，既着眼于短期需求扩张，更致力于中长期经济结构优化，为构建经济新发展格局奠定了较好基础。
构建“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全链条支持政策框架
《金融时报》记者：与欧美国家的政策思路不同，我国政策强调“以旧换新+民生保障”。您如何看待我国政策的独特性和优势？这种政策思路对实现内需稳定增长有何积极意义？
冯毅：政策层面突出了“以旧换新+民生保障”的组合效应，这与欧美“大水漫灌”式的直接补贴具有较大差异，体现了精准施策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本质是通过供给侧升级与需求侧托底协同发力，构建实现内需扩张的长效机制。
其独特优势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引导居民淘汰高耗能、低能效产品，推动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的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既释放了存量需求，又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第二，政策注重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例如通过特别国债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医疗设备更新等项目，既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又创造了新的投资需求。这种“换新”与“惠民”的结合，避免了单纯刺激消费可能带来的资源浪费，形成了“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第三，这种政策通过中央与地方协同、金融与产业联动的机制，确保补贴资金直达基层，有效激活了地方特别是县域消费市场的发展。
这种政策思路对实现内需稳定增长具有多重积极意义，首先，需求的稳定性会有所增强，民生保障政策能够筑牢消费基本盘，对于提升内需具有重要作用。其次，以旧换新能够提升供给质量，特别是可以倒逼相关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从而实现产业升级。最后，这种政策具有较好的可持续性，可以避免直接撒钱有可能带来的“发钱—通胀—加息”负面效应。
《金融时报》记者：《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发展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在您看来，这些新型消费模式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如何？相关企业和行业应如何抓住政策机遇，进行创新和布局，以推动新型消费的快速增长？
冯毅：数字、绿色、智能消费代表了我国消费升级的未来方向，从实际消费情况来看，2024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比达32.5%，人工智能(AI)助手等新场景年均增速超40%。新能源车渗透率突破45%，碳普惠平台累计减碳量相当于种植7.2亿棵树。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达千亿级。这种新型消费的发展前景可从以下三方面把握：一是技术驱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突破将催生更多沉浸式、场景化的消费体验，这些新型消费体验会产生更多的市场需求。二是政策红利，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标准制定等方式支持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等产业发展，企业会更有动力去开发更多的新型消费产品。三是市场需求，Z世代、银发群体等新兴消费势力对个性化、品质化消费的需求持续增长。可以看出未来这几种新型消费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于企业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布局：首先，要强化技术创新，加大在数字化、智能终端、清洁能源等领域的研发投入，推动产品迭代升级，特别是头部企业更应聚焦核心器件的突破。其次，要拓展消费场景，将数字技术与文旅、健康、养老等产业融合，打造“线上+线下”的一体化体验场景，通过实现生态共建以延伸消费场景。再次，要实现数据赋能：通过AI与大数据融合驱动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最后，要注重构建产业绿色供应链，通过产品回收体系建设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以响应国家“双碳”目标。
《金融时报》记者：安排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包括绿色家电、新能源汽车、手机等数码产品。这一政策对刺激大宗商品消费有多大作用？对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何确保政策落地见效，避免出现潜在问题？
冯毅：特别国债的注入将显著撬动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首先，可以形成直接消费拉动效应，以旧换新政策通过财政补贴降低消费者置换成本，预计可撬动约5000亿至8000亿元的新增消费。其次，可以实现相关消费领域的结构性升级，政策定向支持高能效家电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域，将加速淘汰低效高耗产品，促进企业研发出低能耗高性能产品。再次，可以通过财政支出乘数效应与循环经济联动，并通过产业链传导扩大就业与投资。最后，在旧品回收体系完善后，可以实现再生资源利用率提升，形成“消费-回收-再生产”闭环，降低对原材料的进口依赖。
对于相关产业链而言，产业上游关键材料的需求将激增。例如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所需的锂、钴等资源需求预计大幅增长，这将倒逼国内盐湖提锂技术加快产业化进程。家电企业也会加大研发投入，以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产业中游制造与供应链将面临重构。相关企业需要建立模块化生产线，以适应能效标准升级带来的产品迭代需求。同时，供应链要注重本地化部署，防范关键生产领域“卡脖子”风险。产业下游销售与服务模式需不断创新。要实现渠道融合，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需防范以下几个风险：一是套利行为，需加强对补贴申领的审核，避免“假旧换新”。二是市场秩序，警惕企业为争夺补贴展开恶性价格战。三是区域失衡，需优化资金分配，确保政策惠及中西部及农村地区。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补贴信息平台，实现全流程透明监管。四是地方执行偏差，可能出现“重补贴发放、轻回收管理”倾向，需将旧品回收率纳入相关政府部门考核指标。五是企业投机行为，部分厂商可能通过“先涨价后补贴”来虚增销售额，建议推行“历史价格锚定法”。
《金融时报》记者：除了以旧换新，在改善消费环境方面，政府可能还会采取哪些措施？例如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等。这些措施对提升消费者满意度、促进消费市场健康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冯毅：除以旧换新外，政府可以从三个方面优化消费环境：一是完善市场监管，整合工商、消协等多部门数据，建立全国统一的消费市场信息平台，实现商品溯源、价格监测、投诉响应的实时联动。同时针对直播带货等特定消费领域制定专项法规。二是完善基础设施，加快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推动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网络向基层农村延伸。三是创新监管方式，针对一些消费新业态，可以探索“沙盒监管”模式，为无人零售、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创造一定的行业发展空间。
这些措施具有多重意义：首先，提升消费者信心，通过“放心消费”促进可持续消费，消费贡献率会有所提升，同时消费者信任溢价可以大幅释放。其次，倒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形成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推动行业优胜劣汰，实现服务业能级跃迁。最后，可以实现宏观经济结构优化，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低效供给，释放中高端消费潜力。改善消费环境绝非简单的“市场修补”，而是中国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的关键制度供给。当14亿消费者的选择权得到充分保障、交易成本持续下降之时，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真正转化为全球竞争的战略支点。这既是对新发展理念的实践深化，更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经济学诠释。
政府引导与市场活力协同发力保障投资效益
《金融时报》记者：中央预算内投资拟安排7350亿元，大幅增加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规模，且投资将支持加大服务业投资，注重以政府性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您如何看待今年投资规模的安排？在投资方向上，聚焦服务业等领域，对优化经济结构和推动经济发展有哪些战略意义？
冯毅：2025年中央预算内投资7350亿元，叠加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扩大，投资力度显著增强。这一安排体现了“稳增长与调结构”并重的思路：一方面，通过政府投资稳住经济基本盘，政府投资可以带动相应配套的民间投资，这样可以对经济稳大盘形成较好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将投资聚焦于现代物流、数字经济等服务业领域，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此布局将助力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2025年有所突破，形成“高端制造+现代服务”双轮驱动格局。
服务业投资的战略意义在于：一是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加快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二是促创新发展，支持工业设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升级换代提供有力支撑。三是稳就业大局，服务业吸纳了我国55%以上的就业人口，其投资增长将直接带动就业扩容。73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安排，体现了精准滴灌与杠杆放大相结合的政策优势。
《金融时报》记者：政府在制定投资和消费政策时，应如何考虑两者的协同性？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确保投资政策和消费政策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内需扩大和经济发展？
冯毅：投资与消费是内需的“双引擎”，其协同性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强化：首先，注重目标协同，将投资方向与消费升级需求对接，例如在新基建中布局充电桩、5G通信技术，为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等消费提供支撑。其次，强化机制协同，建立“政府投资+消费补贴”联动机制，如通过特别国债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发放家电换新补贴，形成“投资拉动供给、消费反哺投资”的闭环。最后，形成区域协同，东部要侧重“智能消费+科创投资”，西部则要强化“文旅消费+基建投资”协同。特别是要针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加大投资，同时通过消费券、以旧换新等政策激活当地消费潜力，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在实际操作层面，需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加强政策评估，建立投资与消费的动态监测体系，建立跨部门政策模拟平台，量化评估“投资-消费”传导效应，及时调整政策力度与方向。二是创新金融工具，推广“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模式，为消费者提供配套金融产品，为相关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三是引导社会预期，通过政策宣导增强市场信心，从而促进居民消费，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民间资本参与投资项目。通过以上政策协同，投资与消费可以进行有效协同，真正实现内需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